国际思想周报|齐泽克谈特朗普的批评者;突尼斯“例外论”

刚刚过去的1月20日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一周年,上一周,西方各大媒体被回顾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讨论所占据,左翼自由派媒体平台上更是遍布对特朗普的声讨与讽刺。齐泽克在《哲学沙龙》网站上发出《黑格尔论唐纳德·特朗普的“客体幽默”》一文,以黑格尔对“浪漫主义主体幽默”之批判,将矛头指向了以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为代表的自由派特朗普批评者。齐泽克认为:这些执着地解构一切价值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和破坏一切的反讽立场,并不构成任何危险,它只是给批评者(反讽的主体)提供了内在的自由与优越的幻觉。当个体陷入社会关系的不可穿透的蛛网的时候,宣告其主体性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那个号称能展示其内在优越感的、由笑话构筑出来的小天地了。

齐泽克指出,自由派媒体一次又一次宣布他们抓拍到了特朗普不穿裤子的丑态,或是他嘲笑烈士父母、对女性进行性骚扰的作死举措。然而,令傲慢的自由派评论者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对川普一波又一波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嘲讽,对他演讲中所犯的事实错误、他在经济问题上的尖刻攻击,不但没有击垮他,反倒令他在民众那里更受欢迎了。这恰恰是批评者未能理解的认同的运作方式:我们一般而言,认同的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他者的长处,而是他者的缺陷。这意味着,特朗普的缺陷越被嘲笑,普通民众就越认同他,并认为媒体精英对他的攻击,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居高临下的攻击。因为,特朗普的粗俗对普通民众发出了这样的信号:“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齐泽克引述阿兰卡·祖潘契(Alenka Zupancic)所指出的特朗普现象:“极贫穷的人在为极富有的人斗争,而左翼做的,却只是责骂和侮辱他们”,并认为现实比这还要糟糕:左翼居高临下地“理解”穷人的混乱和愚昧。这种自由的傲慢,在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的政论脱口秀中得到了最纯粹的表达——对川普进行滑稽模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分散对他实际的政治的注意力;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的滑稽模仿还会把整个政治变得不可说。

与特朗普的实际政治这个笑话相比,还有什么称得上是最好的关于特朗普的笑话?

当地时间2018年1月16日,突尼斯首都突尼斯El Kram,者设置路障抗议物价上涨,安全官员采取措施。视觉中国 图

突尼斯发生的大规模,至今已持续了两周。爆发于贫困城镇,包括七年前“阿拉伯之春”的肇始之地,那个抗议的小商贩的地方——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

2010年底至2011年初,爆发于突尼斯的很快如潮水般席卷阿拉伯世界,人们通过互联网建立起行动网络,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专制政体,后被称为“阿拉伯之春”。2011年1月14日,执政长达23年的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逃亡沙特阿拉伯,时任政权倒台,突尼斯也因此成为“阿拉伯之春”民主浪潮中第一场因人民起义导致政府被推翻的革命国家。

众所周知的是,国际主流媒体期待的那个“即将诞生的新中东”并未实现:极端恐怖组织ISIS趁乱局崛起,控制起其中大片区域;利比亚、也门等国家陷入了长期战乱;而更多的国家又陷入了专制独裁的政治秩序之中。唯有突尼斯,成为了“阿拉伯之春”的例外——在关于这场革命的回溯中,突尼斯常常被叙述为这场阴霾中唯一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

然而,在革命成功的七周年之际,突尼斯近日发生的抗议,似乎给这个“例外”划上了问号。半岛电视台英文网本周刊出一篇《突尼斯例外主义的迷思》,突尼斯学者盖斯密(Guesmi)在文中指出,事实上,突尼斯在七年来持续爆发抗议,革命后新诞生的政权重新让这里成为一个警察国家,可是国际主流媒体仍然罔顾此中现实,乐此不疲把突尼斯塑造为一个“阿拉伯之春”失败命运的“例外”。从本·阿里独裁政府到多党参与式民主政府的和平过渡,新起草的宪法,以及2014年的民主选举,都成为突尼斯“例外论”的佐证。这些叙事的核心不过是将突尼斯转型的相对和平,置于与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的动荡分裂的比较之中。一个“成功的革命”的例子,在这个敌托邦时代总能燃起一些希望。不过,这个框架却无视了2011年以来,突尼斯令人沮丧的现实。

盖斯密认为,“突尼斯例外论”的建构和巩固,让“突尼斯民主”成为一种令人迷恋的政治消费品。这一拜物(fetishization)的过程反过来使新自由主义政治运动与经济干预得以实施,也让激进民主框架与政策的建立成为了不可能。

在现政府的领导下,突尼斯的政治与社会经验以维护政治稳定为借口,强制推行保守的政治经济政策,拒绝任何变革,任何进步要求都被统治阶级描绘为危及国家安全稳定、具有破坏性。近来正在发生的,是政府实施的紧缩措施导致商品大幅涨价的反映,而背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推向突尼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环。这些政策导致了突尼斯人口陷入大规模贫困。这和本··阿里时代所推行的政策并无二致。此外,在“加快民主转型”这一修辞的掩护下,政府在去年9月通过了大赦法案——在本··阿里时期关押的腐败官员被大赦。在作者看来,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政治改革的失败与民主的倒退。

保住“阿拉伯之春”之例外这一被国际社会所欢庆的声誉,给了突尼斯政府一个借口,不仅让所需的内政部门与安全机构改革无法推行,甚至让突尼斯重返了本·阿里时代的安全法规。议会正在考虑通过一个法案,让安全部队使用暴力更加便利。而在“突尼斯例外论”的光环下,国际机构与媒体平台对这一切置若罔闻。

在这次大规模爆发前的一个月,启动LGBT广播站的建议与推动妇女权益的法案(平等继承权以及允许她们的婚姻不受信仰的约束)再一次让“突尼斯例外论”在国际舞台上赚足了眼球。不过,正如作者指出的,这些决议尽管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它们却是虚假的、自上而下启动的作秀式政策。其中,健康的公共讨论的缺席,将导致这些政策产生水土不服的效应。这不过是政府对“突尼斯例外论”可以在国际舞台持续流通之欲望的反映。

也因这一欲望,近来抗议浪潮爆发时,突尼斯政治精英呼吁团结时一再提醒突尼斯人需要考虑到外面的世界在观看——愤怒的抗议者将被描绘为对“成功案例”的威胁。抗议者的“罪犯化”叙事在突尼斯有着广泛的受众,因为国际和地方媒体的亲政府专家不断用“突尼斯例外论”来反对来自于公民社会的、对政府的批评。更严重的问题是,“突尼斯例外论”这一修辞的运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策略。对于很多受制于(新)自由主义信仰的突尼斯人而言,这种叙事是说得通的。这种永远在西方媒体目光之下的双重意识,让很多突尼斯人认为保持“成功案例”是具有迫切性的。结果就是,他们选择忽视“被偷走的革命”这一他们所居于的现实。

不过,不断加深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来自国家机器的严酷,让突尼斯年轻人和国家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长期存在结构性问题和逐渐回归的政治精英的霸权统治都在提醒人们,“突尼斯例外论”是一个迷思,其逻辑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