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佩服欧洲列强的手段!能让这个帝国破产乖乖交出经济主权

自拿破仑征服埃及失败之后,从19世纪初开始,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人与欧洲的互动开始日益增多,迫使他们认识到,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欧洲已经超过了他们。尽管大多数奥斯曼人仍然相信他们所处的世界在文化上更为优越,但他们的改革者认为,有必要掌握欧洲的思想和技术,否则,欧洲就会掌控他们。

但任何重大的改革都隐含有风险,尤其是在外国思想和资本介入的情况下。很不幸的是,奥斯曼帝国及其自治属国在19世纪中晚期改革的时候,跳进了欧洲列强挖的坑,最终导致国家破产,经济主权被控制。

埃及是首先开始改革的。在整个19世纪,可以说,埃及不但始终是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引领者,同时还是欧洲技术和资本的最早依赖者。

其统治者·阿里之所以首先开始改革,在工业和技术方面进行大力投入,其根本原因是要维持和扩大军队规模,“他始终想推翻奥斯曼帝国”。但由于欧洲列强的干预,这位强人至死仅仅得到了奥斯曼帝国对其“世袭统治埃及”的承诺。

·阿里去世后,他没有完成的改革,尤其是在民用基础设施的投入重任则落在了他的继任者身上——孙子阿巴斯帕夏,以及后辈萨义德帕夏(又译:赛义德)、伊斯玛仪帕夏。

阿巴斯帕夏是个比较保守的人,他在位6年搞了一个特许权项目——允许一家英国公司修建亚历山大和开罗间铁路,“这是一个低调的开端”。而他的继任者萨义德帕夏就比较胆大,其雄心勃勃地批准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之间铺设了第二条铁路,并特许修建了一条从开罗到苏伊士的新线路,完成了地中海和通往印度洋的红海之间海路的陆上连接。

萨义德帕夏在位9年时间,批准的“最疯狂的项目”就是修建一条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水上通道,即苏伊士运河。这是19世纪埃及最大的发展项目,也是对埃及国库消耗最大的项目。

其实,授予投资商特许权本身并不需要国库开支,搞得好投资者和政府都会从中获利,但是埃及这两位统治者却与欧洲列强签订的合作协议,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约定——项目失败时要赔偿。

英国历史学家尤金罗根在其著作中提到,“当尼罗河航运公司破产时,埃及国库不得不向欧洲股东赔偿34万英镑。”“奥地利人创造了新的基准,他们的领事设法从埃及政府那里榨取了7万法郎,理由是28箱蚕茧因苏伊士开往开罗的火车晚点发车而损坏。”尤金罗根在书中说,当时萨义德帕夏中断了与一位欧洲商人的会面,要求仆人关上窗户——如果这位先生感冒了,他得花1万英镑。

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项目上,英国强烈反对法国修建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计划,理由是“让一家法国公司控制这条战略水道是英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为此,英国想出来一个“歪招”,利用特许条款的漏洞“反对埃及承诺提供免费劳动力来挖掘运河,认为这等同于奴隶制,并要求废除赋予苏伊士运河公司运河沿岸土地开发权的条款,认为这是一项殖民计划”。

一直到萨义德下台也没有解决这个麻烦事,最终把烫手山芋扔给了继任者伊斯玛仪。

伊斯玛仪上台后,拿破仑三世提出一项解决方案。既埃及向法国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支付3800万法郎以补偿不能使用免费劳工的损失,并另外支付3000万法郎补偿将要归还给埃及的运河沿岸土地。此外,拿破仑三世还找其他借口向埃及再额外征收1600万法郎,使赔偿总额达到约8400万法郎(1864年,约合336万英镑或3350万美元)。

苏伊士运河成为埃及债台高筑的第一块基石,也是其走向财政崩溃的起点。虽然当时埃及的棉花出口收入不错,似乎能填补运河项目的损失,但挡不住伊斯玛仪继续雄心勃勃地开发新项目。“伊斯玛仪渴望把埃及变成一个强国,也希望自己作为埃及统治者得到更多认可。”

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为了争取确保埃及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摆脱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掌控而获得独立,伊斯玛仪开启了开罗迅速而彻底的转变之路。这些开支是“骇人的”,“是一个建立在借款之上的面子工程”。

这些面子工程有多宏大?英国历史学家尤金罗根在其著作中写到,“旧开罗和尼罗河之间建起了现代化的街区,欧式风格的建筑排列在宽阔、笔直的街道上。”“尼罗河上建了一座新桥,伊斯玛仪在尼罗河的主岛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新宫殿。”“街道铺设平整,安上了煤气路灯。”“景观建筑师们将埃兹贝基亚等过去尼罗河泛滥形成的洼地改造成带有咖啡馆和步行道的公共花园。”“一座国家剧院和一座歌剧院也建了起来。”

埃及“这一波建设热潮随着1869年11月法国皇后尤金妮亚到访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而达到顶峰。”

不仅埃及如此,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享有充分自治的,北非国家突尼斯也在推行雄心勃勃的改革和发展项目过程中加大了对欧洲的依赖。

突尼斯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相较于埃及投入的项目,突尼斯用于改革的支出并不算大。其统治者艾哈迈德贝伊在位期间也同埃及的·阿里一样,最大的支出都同军队有关。

为了维持一支2万余人的步兵队伍,艾哈迈德贝伊从法国引入了所有必要的技术和劳动力来发展相关的支持产业,包括兵工厂、铸造厂、生产制服的纺织厂、生产马鞍和靴子的皮革厂等。然而,就像埃及的伊斯玛仪一样,艾哈迈德贝伊也有他的面子工程。他最为浪费的一次挥霍,是在距首都突尼斯城西南10英里的穆罕默迪亚建造被他称为突尼斯凡尔赛宫的宫殿群。

随着支出日益超出突尼斯的财力,艾哈迈德贝伊被迫削减他的雄心。他最终放弃了多家新工厂,损失巨大。

艾哈迈德贝伊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进改革,公共项目的支出居高不下,资源却日益减少。1859年突尼斯铺设了一条电报线以改善通信,并修建了一条引水渠为突尼斯城提供淡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特许权,修建一条22英里长的铁路,将突尼斯城与拉古莱特港和海滨城镇马尔萨连接起来;煤气照明被引入突尼斯城,城里的街道也被铺砌平整。

总而言之,就像埃及的伊斯玛仪一样,突尼斯的统治者也想要赋予他们的首都以欧洲现代化的所有外在标志,但靠借款发展起来的面子工程,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突尼斯的统治者没有料到的。

海伊尔丁认为,突尼斯应该投资建厂,将本国的经济作物加工成商品来满足本地市场需求或者出口,这样的话,“国家将不断繁荣,国家就能够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不是将原棉、丝绸和羊毛“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欧洲人,待欧洲人短时间内加工成成品布后,又以好几倍的价钱卖到突尼斯”,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突尼斯统治者们的面子工程和糟糕投资把国家带上破产之路。”

英国历史学家尤金罗根在其著作中提到,“改革正以不同的速度在奥斯曼帝国都城伊斯坦布尔和其他行省进行。”“作为帝国的中心,伊斯坦布尔对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各省负有责任,必须确保所有行省城市都在发展。”

奥斯曼帝国除了自己借款在各主要城市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煤气照明、有轨电车等),建造新市场、政府办公场所和学校,还给予一些欧洲公司建造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这些欧洲公司凭借特许权在帝国境内修建铁路、开采矿场、改造港口,新建了工业企业。”

这种不计后果的开支让奥斯曼帝国和北非各地的改革者们忧心忡忡——每给出一项特许权都让他们自己更容易受到欧洲的侵蚀。

最终他们发现,对奥斯曼帝国及其行省最大的威胁不是欧洲的军队,而是欧洲的银行——奥斯曼改革者对接受欧洲贷款所要面临的风险越来越感到恐惧。

海伊尔丁不愿成为突尼斯第一笔外国贷款的责任方,他于1863年选择辞去突尼斯大议会议长职务。他日后辛酸地描述了导致1869年突尼斯破产的政策:“在耗尽了突尼斯的所有资源之后,首相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就自弃于借贷的毁灭之路……之前从不欠任何人分毫的突尼斯,背负上了从欧洲借来的2.4亿比索(合600万英镑或3900万美元)的债务。”

按照海伊尔丁的估计,在整个改革时期,突尼斯的国家年收入一直稳定在2000万比索左右。但是7年下来,年均支出比收入多170%。结果,突尼斯的主权被移交给国际金融委员会。

梳理奥斯曼帝国及其统治下的行省改革发展历程,英国历史学家尤金罗根在其著作中指出,“改革的每一阶段都是为了在体制上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阿拉伯属国的实力,保护它们免受欧洲的入侵。”但在“改革期间,奥斯曼世界越来越容易受到欧洲的渗透。”“起先是欧洲通过领事施压、贸易和资本投资施行的非正式控制,之后,随着突尼斯、奥斯曼政府和埃及先后未能兑现向外国债权人许下的资金承诺,欧洲的正式控制开始了。”

在突尼斯的主权被移交给国际金融委员会之后,接下来宣布破产的是奥斯曼帝国,时间是1875年。

史料显示,20年间,奥斯曼帝国共签了16笔外国贷款,总额近2.2亿英镑(合12.1亿美元)。在给越来越多心生怀疑的投资者提供优惠之后,在支付了在欧洲市场发行债券所需的佣金和费用之后,奥斯曼帝国只拿到了1.16亿英镑(合6.3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偿还帝国的债务(约1900万英镑合1.045亿美元用于偿还本金,超过6600万英镑合3.63亿美元用于支付利息)。这样一来,2.2亿英镑中只剩下4100万英镑(合2.255亿美元)可供奥斯曼人用于经济投资。

尤其是接下来的6年里,奥斯曼人又经历了与俄国的又一场灾难性战争 (1877至1878年)带来的混乱。1878年的《柏林条约》结束了战争,也坐实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及其经济主权损失。

奥斯曼人最终在1881年同欧洲债权人达成了协议,成立了由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等债券持有国组成的公共债务管理局。管理局的负责人由法国人和英国人轮流担任。奥斯曼帝国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受管理局控制,铁路、矿业和公共工程等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部门向欧洲公司开放。来自食盐专营税、渔税、丝绸税、印花税、宗教税的收入和几个奥斯曼行省部分年度上缴款都被专门用于偿还债务。其中,利润丰厚的烟草的购买和销售也受管理局管辖。

埃及是最后一个宣布破产的中东国家,时间是1876年。埃及的状况同其宗主国奥斯曼帝国惊人地相似,“世界各国的追讨人像瘟疫一样降临埃及”。1876至1880年,埃及的财政由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的专家负责。

随着突尼斯、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破产,中东的改革进程兜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

综观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的改革运动,其初衷是防止外部干涉,但超越自身财力,过度开支的金融安排,造成了欧洲进一步的掌控,扩大了欧洲在奥斯曼帝国各地——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为欧洲实行更为直接的控制力扫清了阻力。至此,英法两国殖民阿拉伯世界的时代来临。(青镜台原创文章,剽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