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海盗活动频发不畏官员甚至争夺国家领导权

十七世纪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动乱在十七世纪摄政国期间,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近卫军兵团和海盗船长的坚强组织,对那些在省里没有任何力量支持的临时官员毫不重视,这些官员本来好象是代表素丹统治这个省的。结果是帕夏不再去监督土耳其近卫军和海盗船长,却趁这个时机关心起自己发财致富来。近卫军兵团和海盗船长不受任何约束,为切身利益或者仇恨所驱使,拚命争夺国家大事的领导权。

由于历次冲突动摇了两个摄政国,新的政权已到了成熟的地步:在阿尔及尔,首先是土耳其近卫军阿加(1659年),随后是德伊(1671年)执政;在突尼斯,首先是德伊(1590年),随后是贝伊(1705年)执政。非洲帕夏辖区的自治,使得他们能随心所欲地从事海盗活动,根本不理会奥斯曼帝国曾迫使贝勒贝伊遵守的政治上的预防措施。这种自治引起了两种后果:一方面,海盗的活动招致了欧洲国家的报复;另一方面,两个摄政国的对抗引起了武装冲突。

再也没有比十七世纪摄政国的历史更千篇一律了。在阿尔及尔,这就是密谋、叛乱和屠杀。帕夏只能满足于扮演有名无实的统治者的角色。他从君士坦丁堡来到时,举行空前盛大的仪式欢迎他;他住在宫里,待为上宾,但是,为了生活下去,他必须批准土耳其近卫军的国政会议提出的决定。

国政会议每星期召开四次,其中一次在宫中召开,讨论对外事务;作为最高级机构,它还在战争及媾和问题上发表意见。在宣布正式决定时,帕夏必须首先作同样内容的开场白:“我们,帕夏和阿尔及尔常胜军的国政会议。”只有帕夏赫德尔一个人,依靠被禁止参与国事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及利亚妇女所生后代以及一直准备起义的卡比尔人(1596年),曾经试图摆脱土耳其近卫军的监督。有二万二千个普通步兵的土耳其近卫军,最后对帕夏还保留着的统治幌子也感到了不满。它指责他们侵吞了它的军饷和税款。

其中一个帕夏,易卜拉欣,一度想抽取十分之一的奖金,这笔奖金是奥斯曼帝国发给海盗船长奖励阿尔及尔舰队的协助的。这种非法的要求引起了叛乱。国政会议决定撤消帕夏的最后特权,例如发放军饷,委任卡伊德,对阿尔及尔本地人的诉讼权等,只留给他们一个名誉的称号。

行政权由阿加在国政会议协助下执行(1659年)。这次为了维护海盗船长的权利而发生的骚动,最后以近卫军兵团获得好处而结束。阿加每两个月更换一次,如果他同意让位,就会使政权陷入混乱;如果他保持自己的职位不放,则会导致叛乱。实际上,在新的政治制度下,谋杀成了继承阿加职位经常使用的手段。从1659年至1671年,获得荣誉长袍的四个阿加,都是被土耳其近卫军杀死的。

过了十二年,海盗船长已把情况改变得对自己有利。他们挑起了近卫军普通步兵和阿尔及尔人反对阿加阿里的叛乱,指责阿里对法国提出的要求表现得软弱无力。阿里被处死刑,他的妻子也遭到严刑拷打,但根本没有使那些想达到愿望的人鼓起勇气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于是海盗船长帮会就利用土耳其近卫军的无能为力,仿效突尼斯的做法,把政权交给了先是由海盗船长推选(1671年),随后由军官推选(1689年)的德伊。第十个德伊阿里·沙维什拒绝接见奥斯曼帝国的使节,并且说服素丹把他册立为帕夏(1711年)。

在突尼斯,帕夏西纳安的胜利,使类似阿尔及尔那样的政治体制确立起来了。在突尼斯摄政国里,有帕夏和土耳其近卫军,-土耳其近卫军先是从土耳其人,随后从列万特人的以及土耳其人和当地妇女所生的后代中招募,受几乎脱离帕夏而独立的阿加的指挥,-还有海盗船长帮会和担负收税任务的马赫曾部落。这个摄政国经历着象它邻国一样的动乱。

十六世纪末,近卫军兵团由四十个小队组成,每队各一百人;指挥小队的是一个下级军官,一般人随便地叫他“舅舅”(德伊)。跟所有的居民一样,近卫军兵团苦于尉官(奥陀巴希)和校官(布卢克巴希)的妄自尊大和滥用职权,这些尉官和校官组成国政会议,篡夺帕夏的权力,暗中替代他们。最后,事情竟弄到如此地步,近卫军兵团通过带有民主性质的军事政变,粉碎了他们的最高权力(1590年)。那些校官被杀后,四十个德伊从自己人中间挑选一人,让他同阿加一起指挥军队。

这一德伊不断侵犯帕夏的特权,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第三个德伊奥斯曼一方面把国政会议贬黜到注册机构的地位,又把帕夏的权力限制到只是获得一件长袍,徒具虚名,另一方面他依靠忠于他的两个代理人,一个是舰队长官(卡普坦),另一个是征收税款和率领各部落的军队指挥官(贝伊),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十七世纪突尼斯的历史,是贝伊势力增强,损害德伊权力的历史。德伊奥斯曼(1590-1610年)征服了突尼斯的叛乱部落,他的女婿优素福(1610-1637年)是海盗的靠山,也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师,他反对阿拉伯人的起义,抵抗阿尔及尔人的入侵。由此可见,他们绝不是一些软弱的首领。但是,他们的统治依靠近卫军兵团的支持,近卫军兵团在这里所发挥的作用远比在阿尔及尔的为小;在他们统治的时候,贝伊的权力增强了,他们管理各个部落,拥有税收财源,掌握了国家各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命脉。第二个贝伊穆拉德(1612-1631年)获得了帕夏的封号,同时有权把自己的职位交给儿子哈穆达继承。从这时起,穆拉德家族留传下来的势力不断得到巩固。

贝伊哈穆达(1631-1659年)粉碎了阿拉伯部落的背叛,又把杰尔巴岛并入突尼斯的帕夏辖区,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威望。在以后两个德伊的统治时期,他掌握了国务的领导权,弥补了因马耳他骑士反对拉古累特舰队而造成的损失(1640年),同时组织力量同饥荒展开斗争。在他以后,贝伊穆拉德(1659-1675年)的一切行动已经无需讲究礼节了。

他把一个德伊投入狱中(1671年),在土耳其近卫军的叛乱后,他便住在巴尔杜宫中,变成一个不惜投资兴建各项建筑的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死后,接着是为期二十年的内战。他的两个儿子和兄弟手持武器互相争夺贝伊的封号,委派了德伊又把他杀死,由于骚扰不安,使得阿尔及尔人能有恃无恐地入侵,奥斯曼帝国也企图干涉突尼斯的内政。军事密谋的结果,穆拉德家族的统治终于垮台。骑兵的阿加易卜拉欣杀死了哈穆达所有的后代,自立为贝伊(1702年)。

不久,军队就赐予他德伊的封号(1704年),接着奥斯曼帝国很快又授予他帕夏的封号。这样一来,所有的权力第一次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了。易卜拉欣在同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的军队交战中失败被俘(1705年),但这并没有中止向君主政体这方面的发展。骑兵的阿加侯赛因·伊本·阿里把残兵败将集合在自己的旗号下,在突尼斯闭关紧守,当地居民宣布他担任贝伊,接着他就打退了阿尔及尔人。在这以后,他已不满足于把各种不同的封号简单地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他取消了德伊这个封号(1705年)。

于是,从不断赐予贝伊们以权利和特权终于发展为建立世袭的王朝(1710年)。不管突尼斯在十七世纪是怎样动荡,它还是没有象邻国那样混乱。过去的突尼斯和它的传统并没有随哈夫斯王朝一起消失。市民从迦太基时期起就拥护能够维护秩序的当局,现在他们强迫土耳其政权接受几世纪来伊非里基亚硬使统治者执行的方式。他们给马赫曾提供工作人员,没有工作人员它就不能应付各种事情,同时这些工作人员保证了行政机构能够保持过去的传统。十八世纪中,侯赛因王朝致力于把海盗国家改组为有条不紊的国家,这一点可以说是哈夫斯王朝、穆瓦希德王朝和齐里王朝政策的继续。

十七世纪是柏柏里亚海盗的全盛时期。摄政国对奥斯曼帝国表现的独立自主精神,欧洲海上势力的削弱,基督教各民族之间的对抗,这些都使他们的活动更猖獗起来了。阿尔及尔依靠海盗掠夺的收入显得特别繁荣。十七世纪中叶,阿尔及尔的居民超过了十万人,还不包括二万五千至三万五千名俘虏在内。阿尔及尔舰队补充了巨大的帆桨大船和“圆形船”,即船舷很高的船,这使得海盗能在东地中海沿岸一带到处航行,制造恐怖,一直到冰岛(1616年)。

在特别得手的两年中间(1615年和1616年),他们掠夺的东西价值超过二、三百万利弗尔。所有的居民由于出售货物和贩卖奴隶都发了财。正是在这个时候,不论城市和乡村,新造住宅越来越多。这种住宅都有一个凉爽的前室(斯基法),客人通过前室就进入正院(瓦斯特·阿德-达尔),院子两边是直对走廊的狭长厅堂,厅堂中筑有壁龛,有时壁龛的顶部呈圆顶状。

海盗船长在陆上的生活象暴发户,他们纵酒狂饮,挥霍无度。他们的生活用品有德尔夫特的上釉瓷器、意大利的雕刻大理石、里昂或热那亚的丝绸和丝绒、威尼斯的镜子、波希米亚的玻璃器皿和英国的时钟;所有的陈设都是一些不伦不类的装饰品,有如一幅描绘狩猎生活的图画。

但是,这些出生于土耳其或者与土耳其人干同一行当的人也爱好铜餐具、武器和塞蒂夫、盖尔古尔(小卡比利亚)或拉希德族的卡拉(在马斯卡腊和雷利赞之间)出产的东方地毯,特别爱好在薄纱或亚麻布上刺绣,这种技艺是由刺绣工(马特)传授给富家姑娘的。

依靠海上掠夺的收入,阿尔及尔的寺和各种慈善机构增多了。小亚细亚的影响表现在祈祷室上面的正面八角形的大穹顶上,这些圆顶的四周围以支撑着小穹顶或尖端拱的长廊。例如,1662年以后不久,被称为阿里,比什宁的背教者皮切尼诺所造的一所寺就是这种式样。后来寺被改为胜利圣母教堂,它的性质就改变了。

半世纪以后(1660年)渴望拥有哈乃斐学派的巨大寺院的近卫军兵团,建造了一所土耳其统治时期在阿尔及尔最有意义的宗教建筑,那就是渔业寺(阿勒-贾米·阿勒-杰迪德);它那由四个大拱支撑的卵形高屋顶,带有君士坦丁堡的风格。十七世纪末(1696年),在阿尔及尔神圣的保护者西迪·阿卜德·拉赫曼·萨阿列比(死于1648年)的墓上,建造了一所外形美观的寺院,旁边是一块遍植柏树的大墓地。

突尼斯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1609年,它接纳从西班牙被逐的摩里斯哥人数目比阿尔及尔接纳的还要大;据说,其中八万人在城里找到了栖身地;整个时期突尼斯都准许安达卢西亚人进入。土耳其人善意地对待那些给予西班牙的繁荣和文化以沉重打击的安达卢西亚移民。

伊本·阿比·迪纳尔证实说:“德伊奥斯曼给他们在城里划出地方,把那些最贫困的移民安置在突尼斯的居民中间。”从事商业、工业和脑力劳动的上层分子居住在特别的街区。菜农和制作舍希亚帽、丝织品或马约里卡陶器的工匠,继续在近郊从事旧业。此外,许多为安达卢西亚灌溉地区创造财富的农民,在迈杰尔达沿岸耕种土地。

伊非里基亚这个古代文明的行省,不但吸收了移民,还吸收了那些从东方来的、对土耳其政治制度怀有好感的人,他们很快就熟悉了突尼斯的生活方式。他们也带来了更高明的海盗活动方法,利用从海上掠夺的资金修建城市。

正是在这个时候建造了:优素福寺,除了那个高塔表现出东方的影响外,其余完全是地方的古老风格;贝伊穆拉德之子哈穆达寺,即西迪·本·阿鲁斯清线年);带有土耳其风格的西迪·马赫拉兹寺,它富有独创性,有两个祈祷室,一个紧临着另一个(约1675年),还有一所哈乃斐学派的学校;这时候还改建了西迪·萨希卜扎维亚,即凯鲁万的“理发师”扎维亚;整顿了几个市场,建立了奴隶市场贝尔卡,里面有面积不大的广场和三个盖有屋顶的通道;在太布尔巴和迈杰兹-巴卜附近造了两座横跨迈杰尔达河的桥;修好了迦太基铺设的导水管,造了饮用喷泉(塞巴拉),还造了公共厕所,有洗脸盆供举行宗教仪式时净手(米达斯)之用。

不管海盗活动对突尼斯的经济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从来没有象在阿尔及尔摄政国里那样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贸易和国际关系上的需要,终于迫使当局限制了海盗活动。

柏柏里亚人与其说是从出售掠夺来的货物,不如说是从出卖俘虏获得利益。离开祖国的基督教徒不再是异教徒,人们把他当成一种商品,竭力想尽快脱手,得到尽可能多一点的好处。莫里农笔下的那个土耳其人立刻同意收取赎金释放俘虏,他并不是异想天开的史嘉本虚构出来的。在大海中,面对着卡斯特拉马雷,德拉古特在袭击后马上升起了“赎回旗”(卜兰陶姆)。

为了补充“货物”,海盗在沿海登陆,而主要的是掠夺基督教徒的船只。他们把脱光衣服的水手和乘客排列在甲板上,毫不客气地搜查他们的财宝,审视所有人的衣服和双手,以推测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回到阿尔及尔或突尼斯后,就把人象牲口那样赶往市场。买主象察看市集上的牲口那样审视着俘虏们,细细打量着他们的牙齿、眼睛和双手,拧拧肌肉,然后强迫他们“在鞭子的抽打下连跑带跳地走去”。一个俘虏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买主对他需要的程度,或者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利润。销路特别大的是年轻的姑娘和男孩,他们的命运早被决定了,还有看起来是出身高贵的人,在他们身上有希望得到赎金,那些熟悉航海、码头建筑和制造枪炮的工人,销路也很好。

主人随心所欲地使唤自己的奴隶,在赎回前奴隶成了投机买卖的对象。帆桨大船上的桨手处境最恶劣,他们的伙食很差,在接舷冲锋或者遇到危险仓惶脱逃时,还要遭到鞭打;但就是他们也还没有那些在法国国王大船上的柏柏里亚人那样的不幸,因为他们没有被烧红的铁打上烙印,也没有被剥夺信仰自己宗教的自由。

在陆上,海盗船长把他们当作装卸工使用,或者租出去当短工。当家庭仆役的相对来说并不多,有时候他们成为主人所信任的人。妇女们“用来管理家务,照料一切”。其余的奴隶赶往造船厂,或者要他们干艰苦的农活。每月能够交给主人报酬的享有特权的奴隶,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城里走动。他们中最有办法的那些人成了小酒馆男女老板,在酒馆里,基督教徒和一起纵酒狂饮,寻欢作乐。神甫纳费后就可举行祈祷仪式,这笔费用常常是向俘虏收来的。

夜间大部分奴隶禁闭在一种国家监狱一-苦役所里。这样的苦役所在阿尔及尔有六个,包括“国王”的苦役所在内,可以容纳二千俘虏;在突尼斯有九个,达恩曾参观过它们。主人把自己的奴隶送到那里去是要付费的。在狱中,塔楼看守人执行监督所有俘虏的任务,他帮助奴隶销售赃物,是个可疑人物。苦役所里有一层一层的板铺,但没有被子。

神职人员在守望塔楼附近租下几个小房间,并且自由地使用祈祷室,按照艾多的说法,那里“整年作弥撒”,有时还传出“宗教的音乐”。俘虏的命运并不象欧洲那些主张赎回俘虏的人描绘的那样悲惨;他们为了得到捐款,非得打动人的心灵不可,因为捐款的人在不断减少。善良的神甫们对于有那么多人自愿改宗已无法交代,就说他们是被迫改宗的。其实,除了女人促使自己的对象信奉教以便嫁给他,还有那些海盗船长强使少年以保证满足自己的情欲外,大部分奴隶主都认为背教是无利可图的事情。背教者阿里·比什宁曾吹嘘说他“用了棍棒才能使一个基督教徒重信基督教”。

俘虏是一种商品,它的变质,主人是不关心的。纵然有一些“严峻的、残酷的和令人厌恶的”主人,但是,德,阿尔维厄正直地承认,“在欧洲,我们常会遇到一些并非更通情达理的主人,如果领事的纵容下,他们常常贩卖海盗抢劫来由犹太人出售的货物;欧洲商人把这些货物运往里窝那,甚至运往安的列斯群岛。他们输出的主要是皮革、蜂蜡和兽毛。

英国人和荷兰人还获得了用武器交换食品的权利。出口货物包括葡萄干、无花果、海枣、纺织品和烟草在内,为数极小,政府并不重视出口额的增长。摄政国出售输出许可证,大量发放出口特许证,把贸易建立在对所有的中介人分发佣金的基础上。犹太人擅长于这一套适应东方的贸易办法,结果,他们当上了军需商、银钱兑换商、贝伊的经纪人,以及国家经济生活的主人。尽管犹太人遭到周期性的屠杀,能够和他们相竞争的却只有那些道德上大有问题的马赛侨民。

到十七世纪末,他们和1685年起从朗该多克到阿尔及尔、突尼斯和摩洛哥避难的“新教徒”发生冲突。在突尼斯,基督教徒受的苦难较少。虽然突尼斯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他们遭到间接打击,但他们住在商栈里大体上生活还安宁。然而,即使是在突尼斯人为报复布莱克的征伐而把英国领事关进监狱的时候,英国商人也还是自由自在地进行贸易(1654年)。

1659年法国人建成的商栈是最宽敞、最美观的,因为法国领事庇护各国商人,只有英国人和荷兰人除外。英国领事千方百计向法国领事争夺这种特权。在突尼斯禁止出口小麦,但从这里输出生皮一-十七世纪末列万特的皮革开始和它竞争,-还输出兽毛、蜂蜡、海绵、海枣和鸵鸟毛,这种鸵鸟毛比塞内加尔输出的价格便宜。输入国内的有,品种比较适合于在突尼斯相当发达的舍希亚帽的生产用的兽毛,还有酒类、麻布和武器。犹太人的竞争和内格罗角公司的竞争减低了侨民们的利润,他们宁肯向犹太人和突尼斯人租用船舶。

数额不大的一部分贸易是同苏萨进行的。1670年至1690年间法国贸易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虽然它比阿尔及尔的贸易还多一二倍。